为什么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被视为伪科学？

对于精神分析不是一种科学的批判，以及对于精神分析的辩护，往往都是从实证主义的立场出发的。这种实证主义的科学立场本身就是可质疑的，甚至在科学哲学的发展之中，它早已遭受到更为激进的科学观的攻击。然而，实证主义作为20世纪上半叶科学哲学的主流，至今仍然盘踞在21世纪人们的头脑之中，并被作为科学的评价标准。是时候改变这种局面了。本文并不着意于用更新更激进的科学的定义标准来评判精神分析，为它的科学性作辩护。恰恰相反，精神分析本身就应该被放置于一种破除常识的科学观的努力之中。科学的标准不只是单纯地悬置在精神分析之外，并对精神分析起一种决定作用。科学与精神分析的作用是双向的：科学的主体是分裂的主体，精神分析是作为真理的质料因，以及拉康的拓扑学和数学公式，实际上是一种重新定义科学的尝试。

一、庸俗见解的起点：基于波普尔不可证伪原则的批判

对于精神分析所提出的最广为流传的批评之一，是基于卡尔·波普尔不可证伪原则对于精神分析是一种伪科学的批评。出于对于归纳推理的不信任，波普尔将演绎推理的不可证伪原则视作是科学理论的标准。有限的数据样本无法做到真正证实某一科学理论，但反例的出现却可以将该理论证伪。波普尔对于精神分析的批判就在于，指出精神分析理论可以同时支持两组截然相反的实验结果，因而它是不可证伪的伪科学。

《猜想与反驳》中，波普尔例举了如下情况用以说明。情况一：一个人把孩子推入水中试图淹死他；情况二：一个人跳入水中试图救下孩子。在精神分析中，俄狄浦斯情结的“压抑”可以被用来解释第一种情况，而性欲望的“升华”则可以被用来解释后者。无论是哪种情况，精神分析都有解释的余地，在波普尔看来，也就丧失了可证伪性。

然而有一个尖锐的问题是波普尔不得不回答的：一个普遍适用于所有情况的科学理论，真的存在吗？日常的科学活动中，科学家往往不会因为个别反例的出现而放弃理论。一个天文学的实例是，牛顿的万有引力理论预测了行星围绕太阳旋转时应在的轨道，但是天王星的轨道却一直和牛顿的理论不相符合。为了克服这一问题，科学家所做的努力并不是立即去寻找一个新的理论模型，而是在牛顿力学的框架下探索其他的解决路径。1846年，名为亚当斯和勒威耶的两位研究者得出结论，还存在另一个未被发现的行星，它对天王星产生了附加的引力作用，并且他们对这一颗新行星的位置进行了预测。不久之后，海王星就在这一位置被发现。

波普尔曾经与维特根斯坦多次产生争执，二者对于科学标准的定义，有着显而易见的分歧。在维特根斯坦看来，科学与非科学之间的划界并不那么清晰。科学的“本质特征”为何？这个问题的提出就是基于一种错误的假设。也许根本不存在各个学科和理论所共享的一套固定、严谨的特征。存在着的只有“游戏”的一束松散的特征，这些特征被大部分游戏所拥有。但或许某一“游戏”并不与这特征束产生任何交集，却仍然是一种“游戏”。

科学否证原则的后继批判者库恩，也延续了维特根斯坦的立场。科学之为科学，仅在于存在着一个科学共同体所共同信奉的“范式”。“范式”具有一定的理性基础，但它从不指向一个永恒客观的科学真理，因为“终极真理”并不存在。科学的演进过程是新范式取代旧范式的断裂式的科学革命，不同范式之中并没有哪一个更具有提供理性解释的优越性，它们仅作为科学家看待世界的不同“世界图式”，彼此之间不可通约，所以革命是一场信仰的“改宗”。由于库恩取消了逻辑实证主义者的静态逻辑结构，而用一种动态化的范式转换来理解科学。客观真理的缺位，使得科学与非科学之间的界限看似更加模糊。必须从一个新的层面为科学划界。

法国科学哲学家巴什拉与库恩的理论十分相似，二人都以逻辑实证主义为论敌，并支持科学的发展是断裂的革命。巴什拉指出，科学之为科学在于与日常经验对立。科学的典型特征是“批判性”和“反自然的”，“我只能通过抗拒自然来理解自然”[1]，是对被我们不加质疑接受的、看似自然的“原初经验”的反思。这一种科学观强调科学知识的建构性，要求以一种回溯性的视角重新审视作为科学基础的经验。

尽管科学哲学史的发展中，波普尔对于精神分析的批判早已是明日黄花，而在库恩的科学革命理论或者法国科学哲学中，都并不热衷于区分精神分析是不是一种科学。但是在流俗的意见中，对于“科学分析不是一种科学”的反驳，往往仍然是在实证主义的逻辑区域内，搬出精神分析的临床分析治疗和弗洛伊德的实证主义尝试。比如，将精神分析拆分为临床分析和人文学科两方面，仅对前者进行辩护。又或者，指出早期弗洛伊德撰写《科学心理学大纲》时的理论尝试。由于受到生物学、牛顿力学和热力学的影响，弗洛伊德最初将人的心理过程还原为一些物理元素的量运动过程。但是他发现这种还原论对于癔症患者中出现的语言症状并不具备解释效力，于是重新建立了一套精神器官模型，即意识与无意识和本我、超我、自我的理论。如是，弗洛伊德便仍然是遵循着不可证伪的原则，试图建立一种与现象相符合的科学理论。

然而，问题的关键不在此处。常识思维与逻辑实证主义的思维模式存在着一致性，即对自然齐一律的认同，认同于一种“原初经验”的有效性，以及得自于“原初经验”的理论理应和真理相符合的真理观。这正是对精神分析是一门科学的庸俗辩护的基点。我们已经看到巴什图所定义的科学，是对于“原初经验”和“绝对真理”的否定。无论是从临床经验，还是从早期弗洛伊德建构理论的尝试出发，都没有在科学的这一意义上给出辩护，而是仍然停留在一种未经反思的朴素科学观之内。

如果精神分析止步于弗洛伊德，我们将会错过精神分析与现代科学之间更隐秘的连结。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有其自身的局限，19世纪末神经生理学的主要模型是物理学的，逻辑实证的物理学和进化论始终是弗洛伊德的径路。弗洛伊德希望精神分析成为一门新的科学，甚至是可以被量化的。弗洛伊德原心理学的三个范畴：经济学、动力学、拓扑学中，经济学使得精神能量得到可量化的标准：精神能量的投注、流动、分配，在一个类似于古典力学的模式中被测量。

然而，随着20世纪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新进展，精神分析在拉康的主导之下，进行了重大转向。尽管打着“回到弗洛伊德”的旗帜，拉康实际上对精神分析进行了去生物基础的改造，将主体放置在了社会符号网络之中。无意识不再是弗洛伊德语境中生物性动力的神秘黑匣子，无意识是他者的话语，并且是像语言一样结构着的。

经过拉康的改造，引入了社会文化维度的精神分析似乎更加“不科学”了。或者说，更加偏离自然科学而转向人文科学。但这并非拉康所想。拉康拒绝将精神分析的人文学科化，也没有放弃将精神分析视作是一种“科学”。某种意义上说，精神分析才是真正的现代科学，其他学科都违背了科学的原初含义。拉康重新定义精神分析，也在重新界定（或者说是返回到）科学。实际上这里产生的，是问题域的转换：着意于让科学单方面地成为精神分析的标准已经不必要，刻板的科学无法有效分析人类的精神痛苦——在抑郁症已然成为一种流行病的当下，是否应该认真考虑将无意识纳入作为人类主体性构成的科学对象？我们应当提问，精神分析（也包括其他学科，比如结构人类学）如何为我们理解现代科学提供新的维度？

二、科学的主体——什么连结了科学与精神分析？

在拉康的视域之中，精神分析和科学共享着同一个对象——即一个科学的主体。精神分析之中，意识与无意识共同构造了主体，而无意识是不被主体知晓的，尽管弗洛伊德称之为一种记录在案的知识，但是严格的来说，没有人知道无意识。精神分析中“主体的颠覆”即在于指出，主体是不知道的主体。试想历史上弑父娶母的例子数不胜数，为什么弗洛伊德唯独选取了俄狄浦斯的例子呢？这是否恰恰说明了不知道的主体的重要性呢？拉康将自己的理论建立于意识-无意识的地形学，而非弗洛伊德本我-自我-超我的第二地形学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自我”带来一种幻想：好像自我在本我的狂暴冲动与自我的严厉道德约束之间进行了中介和整合。然而，这恰恰掩盖了无意识所揭示的精神分析主体的根本特征：主体是“分裂或分裂的状态”[2]，而非心理学中一个统一、自觉的主体。无意识如同语言一般结构，就预先决定了主体的分裂状态。无意识是他人的欲望，是“大他者的辞说”。大他者是先在于我们的象征秩序，它既是我们所使用的语言——我们只能用我们学会的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欲望，也是我们周围的人的欲望和辞说——我们的欲望是父母灌输的欲望。故而，主体内在地分裂，主体的构成中总有一部分是外在于主体并与其相异的，并且是主体所不知晓的。

拉康通过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将精神分析的主体与科学的主体相连接。“对于科学”，拉康说，“‘我思’标志着…与以直觉为条件的每一个确信的断裂”[3]。而正因为现代科学以理性的推理能力作为其重要基础，笛卡尔怀疑一切之上的“我思故我在”就可以作为现代科学的原初时刻被确立。所以，笛卡尔“阐明了新科学的原则”，是一种不妥协的人类精神力量，是用思想经验的确定性对抗积累性知识的可靠性。

这种对既有知识的怀疑，在笛卡尔的“我思”中还反应为知识与真理之间的断裂关系。《谈谈方法》的第四部分中写道：

我注意到“我在思考，所以我存在”这个命题中没有任何东西能让我确信我说的是实话，只是我清楚地看到，为了思考，存在是必要的。因此，我决定，我可以把它作为一个普遍的规律，即我们非常清楚和非常明晰地设想的事情都是真实的；只是要辨别出我们清楚地设想的事物是有些困难的。[4]

在怀疑论的视角之中，知识是可怀疑的，知识永远不能等同于真理。知识与真理之间能划上等号，仅仅在于上帝为真理提供了保证。“毫无疑问，上帝给了我一个本性，使我不会犯错，再一次，毫无疑问，他总是愿意做最好的。难道我犯错误总比我不犯错误好吗？”[5]笛卡尔试图用上帝缝合科学的主体之中知识与真理的裂缝。然而，现代科学一面剔除了上帝，又仍然设想着一个完整的主体的存在。理性被设想成这一万能的缝合剂，抹平了知识和真理之间的分裂。

拉康对于现代科学的批判正是基于这一点。拉康认为，在魔术、宗教、现代科学和精神分析之中，真理作为原因的作用分别与亚里士多德“四因说”中的动力因、目的因、形式因相对应。“魔法在动力因的外观中涉及作为原因的真理”[6]，巫师相信一个魔法现象的真理产生自自己的努力。在宗教中，真相则是出于上帝的计划、意志与目的。而在现代科学中，真理作为一种形式因出现。真理来自于科学理论的建立，科学家们只有在认为他们已经掌握了支配现象的规律之后，才会宣称他们发现了某种真理。知识和真理的分裂在现代科学之中是不被承认的，尽管它才是现代科学的出发点。

更为关键的是，在上述三个领域中，真理并未作为原因得到真实的承认。对于魔术、宗教和现代科学而言，作为原因的真相只是“好像是”、“表现得是”，或者“在外观、伪装中”成为一个原因。作为原因的真理的关键是作为质料因的功能，而这一功能只在精神分析学之中出现。这意味着，真相不在于人们投入的努力，不在于一种神圣的规划，也不在于人为设置的形式规定，而是在于由语言和言语所构成的质料。将精神分析认作是真理的质料因，实际上接近于一种结构主义的视角，即将事物的原因回溯到其象征性构成的维度。精神分析的主体遵循着意识-无意识的结构，无意识也是如语言一样结构着的。

在拉康版本的“四因说”之中，现代科学对应形式因，而精神分析则对应着质料因。这是否暗示着拉康否认精神分析是一种科学呢？并不尽然如此。拉康所反对的，仅仅是用背离了自身出发点，即科学的主体的现代科学。他对于现代科学的立场是批判性的，他反对用科学的实证研究去检验理论的有效性，“在科学中被测量的东西并不重要，这与人们的想法相反”[7]。在批判既有科学的同时，拉康也试图依靠精神分析重新界定一种新的科学。这一蓝图中也包含了结构人类学、语言学和博弈论，因为它们都承认科学主体内在的分裂，并把理论建立于一些基本结构之上进行解释，同时主体也并不总是有意识地在考虑这些结构的。

三、消灭和谐与整体性——设想一种新科学

拉康所要抵达的，是要从精神分析理论和实践中破除一种“古代幻想”。古代的世界观预设了人的精神与世界的和谐。这一和谐的幻想本质上是一种性关系的幻想，由此产生的知识是对于两性关系的比喻。知识与世界的关系在一种两性交媾的关系上被概念化。形式与物质、主动与被动、男性原则与女性原则，一一对应。柏拉图的《会饮篇》中，亚里斯多芬尼斯提出，人们曾经是完满的球形，直到宙斯把人一分为二，至今人都在寻找自己丢失的另一半。人渴望重新接合自己分裂出的部分，和谐成为一种理想与信仰。无论是古代中国道教的阴阳学说，还是当代荣格主义心理学，都保持着对预先存在的和谐的坚持。甚至在一些精神分析家当中，假定两性和谐的观点也没有被放弃。其中一些人提出，一个人的生殖阶段之中，完美的和谐状态取决于是否能将自己的性伴侣视为对象而不是客体。基于这一假设，生殖器关系被认为是无私的，而口交和肛门是自私的。在拉康看来，这种假设完全是一种现代的幻想，它扭曲了精神分析的理论与实践。

既然如此，那么什么样的科学才能让研究者们逃离幻想的魔障呢？拉康的尝试立足于结构：人们需要新的结构，这一新的结构会赋予人们新的研究视角。这种“新”是革命的与颠覆性的。和谐和整体是拉康的两个敌人。新的结构拒斥对于一个和谐与整全的整体的盲目信赖，从而超越了旧的幻想。在拉康的视角之中，哥白尼的天文学革命，并不是哥白尼式的革命，因为它没有超出古代天文学将球体认为是最完美和和谐的形状的幻想。它的立足之处，并没有为人们理解天文运动提出新的模型，毋宁说是在拯救既有的真理，用圆形的形状解释非圆形的现象。与之相反地，开普勒引入了椭圆，才真正地产生了动摇科学的革命。

如何寻找具有突破性的结构——这成为了拉康定义之下科学的要谛。如前文所提到的，一个颠覆的主体是一个颇具重要性的尝试。拉康强调了常常被遗忘的弗洛伊德的关键一点：意识不再是我们关于自己的看法的中心。无意识是透过我们而言说的语言。实际上中心已经不存在了，需要被遗弃的是整个中心-边缘的思维模式。主体是“离心”的，或者“去中心化”的，语言结构在言说着主体并标记着它，主体被捕获在意指的链条之中。

与之类似的，是拉康对索绪尔语言学的颠覆。在索绪尔的语言学之中，能指与所指紧密相连，不可分离，它们似乎共同构成了作为一个和谐整体的符号。在拉康这里，这一稳定的结构被完全打碎。能指与所指根本是分裂的，一个能指无法指涉一个所指，而是指向下一个所指，因为它们之间存在着一道无法穿越的屏障。于是“所指在能指下面不断地滑动”[8]，形成一个无穷的能指链。

在拉康的拓扑学中，他引入克莱因瓶与莫比乌斯环的模型。通过对这些图形的介绍，拉康所想要获得的效果是，鼓励人们放弃按照诸如圆形一样承载着“完满幻想”的图式去思考，而是从一些不易理解的类别出发，比如内部与外部，前端与后端。当这些形状被作为模型时，面对“我们这里是莫比乌斯环的里面还是外面？”这样的问题，可以让我们超出常规视觉，摆脱一种源于直觉的幻想。

对幻想的究极剿灭，则是拉康将精神分析的理论进行形式化改造的尝试。意义是想象出来的，没有意义就意味着没有想象。数学公式中的字母恰恰不具有意义。这也就成为了拉康用象征总结并形式化精神分析理论的原因，他称其为数学。在拉康看来，形式化似乎是科学中最重要的部分，它远比测量重要，因为它为理论家提供了一个独立的推测领域。形式化本身就为科学家提供了非直觉、非图像、非想象的基础。

拉康的这一尝试与科学史的发展是平行的。古典物理学之中，数学工具只起到辅助性的作用，物理理论的建构更多地依赖于得自实验的物理经验。当物理学从古典转入现代时，数学工具与实验经验的地位发生了倒转，数学方法愈发获得了独立性，甚至可以先于实验经验预测一些物理现象。在科学哲学的视角之下，现代物理学的基础不再是物理实在，而是数学实在。精神分析即在于从其特殊的位置出发，提供一种新的科学的可能形式。

在某些方面，拉康与科学哲学家库恩、巴什拉及其后继的法国科学哲学家共享着相同的视域。科学放弃了来自日常经验的“幻想”，科学知识的建构性得以被强调，从而科学是批判性的和反对常识的。拉康认为，科学中哥白尼式的革命在于提供颠覆性的结构，这让人不由得联想到库恩的“范式”。不过拉康的重点在于，精神分析是作为真理的原因，这一原因以质料因的形式所呈现的，也就是说，结构揭示了质料的构成性维度，而只有从这一点出发，才是真正的科学。科学的主体本身即意味着知识和真理之间的裂缝，精神分析从意识与无意识的地形学特别地坚持了这一原则。

[1] Bachelard G. La formation de I’esprit scientifique [M] . Paris: J, Vrin, 1967.

[2] Lacan, J. (1989[1965]). Science and Truth, B, Fink(Trans.), Newsletter of the Freudian Field, 3(1/2).

[3] Lacan, J. (1995[1964]). Position of the unconscious. In: R.Feldstein, B. Fink & M. Jaanus(Eds), B. Fink(Trans.), Reading Seminar XI: Lacan’s Four Foundamental Concepts of psychoanalysis. Albany 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4] Descartes, R. (1985[1636]). Discourse on method. In: J.Cottingham, R. Stoothoff & J. Murdoch (Trans), The Philosophical Writings of Descartes, Volumes I.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5] Descartes, R. (1984[1638-1640]). Meditations on first philosophy. In: J.Cottingham, R. Stoothoff & J. Murdoch (Trans), The Philosophical Writings of Descartes, Volumes II.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6] Lacan, J. (1989[1965]). Science and Truth, B, Fink(Trans.), Newsletter of the Freudian Field, 3(1/2).

[7] Lacan, J, (1998). The Seminar of Jacques Lacan-Book VIII: Transference, 1961-1962, J.-A. Miller(Ed.), B. Fink(Trans.). New York: W.W. Norton.

[8] Lacan J.(1977[1957]). ‘The Agency of the Letter in the Unconsious or Reason Since Freud’, in Ecrits: A Selection, trans. A. Sheridan, London: Routledge/Tavisto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