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芯｜酒吧、电商与农舍：底层青少年的文化实践与社会探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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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社会美育国际工作论坛暨实践者会议
线上系列讲座现场实录 (上)
酒吧、电商与农舍：底层青少年的文化实践与社会探索
分享人：向芯
今天分享的主题是《酒吧、电商与农舍：底层青少年的文化实践与社会探索》，主角是中国底层青少年。在中国的语境中，大家可能想到更多的是农村儿童、留守儿童，还有大城市中的打工子弟。最近无论是在大众媒体还是在学术报道中，底层青少年群体的亚文化问题都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但这种关注往往都是负面的。很多媒体和学者都有探讨过：在底层的农村学校、城市中流动儿童比较多的公办学校，或是民办打工子弟学校中，都存在着很普遍的“不学习、混日子”的现象。国内的学者用“制度性自我放弃”这种概念来形容他们的状态，其中也有不少学生成了被学校当做负面典型来批判的坏孩子，其标志性行为是逃课、打架、抽烟，不仅不配合学习，还违反学校各种各样的规矩。
受到教育社会学、教育人类学研究中“反学校文化”——即文化生产和社会再生产的理论流派的影响，国内很多学者将这类底层坏孩子和保罗·威利斯的《学做工》中所描述的英国工人阶级的“这小子们”进行对比，来探讨我们中国的底层青少年中是否出现了反学校行为和反学校文化。
最近几年我们也看到一些学者开始关注更加积极的方面：其实一直都有一小部分的底层青少年是通过学习改变了命运的，是在学校里获得了比较高的教育成就。像前几年出版的程猛老师的《读书的料》，就是发现在底层青少年群当中也有一小部分，一些老师说法这是“制度性的自我选择”；程猛老师的理论则说这是基于道德化的思维，即认为学习是一个道德事务，还有学校化心性品质的一种积极的亚文化构建，而这种亚文化实际上促成了他们取得较高的学业成就，最终实现了阶层跃升。
这说明在底层青年亚文化研究领域，现在开始出现一些更多元的声音，但是我们从整体上看，这些研究绝大多数其实都还是被一种比较狭隘的教育观所局限。
当我们谈教育的时候，往往想象的就是主流学校体制里的教育形态，而在学校之外发生的很多事情都没有被纳入到观察和研究的视野中。同时，这些研究往往关注问题和缺陷多于关注那些好的、积极的东西。而这造成的结果，一方面，很多研究都过于纠结底层青少年群体是否在接受学校体制的规训，他们是否又构成了“反学校文化”，是否形成了对社会体制和学校体制的洞察和批判、或是反抗的行为，反而忽视了底层青少年更丰富的社会实践。
另一方面，当我们从反抗或是自我放弃、自我选择的视角来解读底层青少年时，很容易会把能动性都归于个体，是个体在反抗、抗拒学校。这些研究往往掩盖了学校及学校里的各种成人在青少年亚文化生产当中所扮演的关键角色，以及他们在青少年塑造亚文化的过程中可以发挥的能动性。有时这种负面的导向会加重社会本就已经存在的对于底层青少年的行为、文化形态的误读和污名化问题。
基于这些问题，在过去这几年的研究中我也关注到底层青少年自主文化实践的问题，今天我的分享也是基于过去这几年开展、参与的两个田野研究项目。
第一个是我的博士论文项目，用时一年多，在国内选了四所背景非常不一样的学校，一所是云南贫困县的乡村学校，还有县里的公办学校，在广州也选取了一所民办打工子弟学校和一所重点初中。
在这些学校里进行了三到四个月的课堂观察，以及校内外各种各样活动的参与式观察，包括关于学生和家长的访谈。当时的研究目的是想要全样态地去描述城乡不同阶层的儿童所处的教育生态，以及他们在其中的学习模式问题。
第二个研究是和青草公益团队的伙伴一起合作研究流动青少年的亚文化。我们在广州的三所打工子弟学校里面进行了初步调查，逐步聚焦在一所打工子弟学校里面，注意到被学校认为是坏孩子的一个圈子，对这个圈子的核心成员进行了两年左右的追踪，这里面也涉及到校内外的参与式观察，还有学生焦点小组与深度访谈。
在这两个研究当中，我得出了两个方面的主要结论：
其一，学校在底层青少年亚文化的生产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首先我们所处的是强筛选性的应试教育体制，这是学校最为核心的特征，在这样的体制之下，底层学校的课堂是非常应试、压抑的。
而底层学校的老师相对来说流动性很高，职业倦怠感很强，专业度也比较低，因为他们往往会认为所教的学生其实都是被选剩下的，某种程度上自己也是被选剩下的老师，而能力强一点的学生和老师都往更好的、更加城市化、层级更高的学校里去了。还有在这些底层学校里，普遍升学率是比较低的，所以对于升学的期望也会相对低一些。
这些学校大多数都采取了基于成绩的、比较严格的分班分层管理。很明显的一个特征是，这些学校对成绩好的学生、成绩差的学生往往会有非常明显的区别对待，而且对于成绩差的学生很多时候有比较强的暴力排斥。在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当一个青少年处于这样的环境当中，我们所说的那种“混”实际上是一种非常合理的生存策略，很难说它是反抗。
同时我们会发现，基于成绩的区别对待，甚至对差生的暴力排斥，其实是学校在积极主动地制造、筛选和逐步地剔除坏孩子的群体，但是这个群体并非本身就是坏孩子，而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在跟学校体制的互动当中被贴上了这样的标签，甚至是被慢慢地推离出学校主流的文化和话语环境。
其二，底层青少年的文化实践是充满了生命力和创造力的，并且也有很多我们可以行动的空间。
在这一方面，虽然学校体制内的实践看起来都是令人非常压抑的，但是在特大城市中的这些打工子弟，他们深深地嵌入到了大城市的消费社会和互联网经济中，体现出非常丰富多样的娱乐消费，甚至尝试彰显自我和格调的符号消费；他们在读小学、初中的时候就开始作为劳动者去参与一些灵活的日结劳动，甚至有学生开始进行电商创业的尝试。基于特大城市所提供的环境和社区的资源，在这些活动当中，青少年积累了很多的经验和人脉，这对于他们日后在这个环境中发是有积极作用的，为他们日后应对城市新兴不稳定阶层（the precariat class）的生活提供了一些支持。
而在乡村，我们也会看到，青少年依托于当地以家庭为单位的农业经济，在学校以外有非常丰富和农业、家庭生活密切嵌套在一起的实践，十来岁的年纪时就已经在为家庭生计做贡献，在承担着很多我们认为成年人才开始承担的职责，也在这个过程中学到了很多东西。只是这些在农舍、酒吧、电商空间当中所进行的学习，既不被我们主流的教育体系所承认，也不会被以城市为中心的劳动力市场所认可。
接下来，我会给大家分享一些田野工作当中遇到的非常具体、鲜活的孩子，和他们身上所发生的故事，来阐述我前面提到的两点结论。
故事一：打工子弟学校里打工、创业的“坏孩子”
第一个故事是与青草公益的调研团队合作的研究项目。
我们在过去这三年追踪的一所打工子弟学校里，一群经常去打工创业、但是被学校认为是坏孩子的一群青少年的故事。
首先大致介绍一下主角，即我们的核心受访者：一共五个人，分别是这所打工子弟学校2020届和2021届的毕业生，其中高恒和阿光是两个男生，亦菲、安逸和莉莉，是三个女生。
这三个女生是闺蜜，这两个男生是哥们儿。他们这两个圈子的融合，主要是因为亦菲和高恒——这个圈子里的大姐大和大哥大，在初一、初二的时候开始谈恋爱，于是这两人的圈子就慢慢融合了，然后形成了我们这个研究当中追踪了两年的、有一定关联但又相对独立的两个同辈圈子。
这几位主角基本上都是来自湖南和广东的不同县镇。
其中高恒老家是广东省内，父母在广州经营一个小店铺，小时候被送回老家留守，小学二年级才回到广州来念书。
亦菲——也就是我们的大姐大——老家是湖南的，妈妈在广州做美容师，父亲基本上没有怎么出现在她的生活里，我们从来没有见到过；她在广州出生，但是小学时被送回老家念过一段时间，后来又回到广州。
安逸老家也是湖南的，父亲做保安，妈妈做保姆，小时候跟亦菲一样曾经留守过，她留守的时间更长，到小学六年级才到广州来念书，再接着念初中和职校。莉莉的老家也是广东省内，父亲是厨师，妈妈没有出现在她的生活中，她也不太愿意提起；她小时候也是留守小学，曾经在湖南和广州的好几个地方都读过，初中才在广州比较稳定地念下来。
阿光是2021届，比前面几位都小一岁，他老家是湖南的，爸爸做保安，妈妈做保洁。
那么可以看到，我们大多数主角的父母是从事低端服务业，或者是个体户，而且好几个孩子都有在老家和城市之间反复迁徙的经历，这也是我们在广州流动儿童中看到的比较典型的状态。
校园日常：混日子
他们所在的学校，也是我们所观察到的学校里比较典型的一个课堂，是2020年六月份的901班，也是这个学校的非重点班，他们称之为“非中考班”。
当我们去听这堂课的时候，教室座位的前四排有1/4的学生一开始跟着老师翻书，在课本上写写画画，两到三个人趴着睡觉，三到四个人聊天打闹；但过了几分钟，趴下睡觉的学生就已经增加到六个，写笔记的只剩一两个了，剩下的学生要么互相打闹、交头接耳，要么就玩手机，或者是发呆。
这是这所学校、尤其是初二初三的非重点班中主流的状况，也就是很多学者都谈到过的“混日子”现象。在阿光的访谈中，他也说得非常直白：“后面两排打麻将的打麻将、玩王者的玩王者，还有在用手机看小说的……干什么的都有。特别是数学课，没人听的，几乎就班主任的课有人听，其他课都是没有什么人听的。”这个时候他已经进入初三的非中考班了。
压抑无聊、脱离生活的应试课堂
那么这些课堂上老师在干嘛？
在非中考班的一节职业规划的政治课中，对应政治书的最后一章，在我们的调研员看来是对学生当下非常关键的——因为他们马上要中考，中考之后很难读普高，要选职校，而政治书上跟职业规划相关的内容是他们与生活建立联系的比较好的机会。
虽然政治老师拿着书站在讲台上翻PPT，但PPT的内容不是专门设计的职业规划指导，而是课本上的原装知识点，他指着学生让他们将书本翻到相应的页码，然后用线画出PPT上的知识点。学生的工作就是把问题抄下来，并且在对应的知识点上划线，写上序号。莉莉说老师从来都不讲，就让他们抄，老师说反正大家也都听不懂。
这也是我们在这所学校看到的课堂常态。
流动性高、倦怠感强、专业度低的教师
跟我们打交道比较多的一位语文老师，兼任901班的班主任，同时也担当八年级的级长，特别忙。
这位老师也是我们在学校里面看到的最有事业心和最有教育理想的一位老师，他说他当级长的时候，有一个原则，就是天大的事儿都不能打扰老师上课，而且他很希望能自己跟学生去建立比较好的关系。但在我们的观察里，为了提高效率，学校往往是让所有的老师都教固定的年级和固定的科目，比如一位初三的数学老师就永远都教初三数学，每年都教不同的学生。所以这位老师对这点也非常不满意，他说每次都是刚刚建立关系，就要换一批学生，根本没有办法和学生建立关系。我们认识他的时候，他的热情已经没有以前那么高了。“每天早上起来我都问自己，你以后还会像今天这样激情满满吗？我觉得太累了，做不下去了，现在我自己也快30岁了，父母那边也是有压力的。”这位老师在我们田野的第二年也离开了这所学校。
老师的这种状态，学生都是能够非常清晰地感受得到。安逸就是这样，当我们询问起她和学校老师关系的时候就说，“老师他们平时就只是讲课，感觉每个老师都跟完成任务似”；亦菲也曾经有过很喜欢的老师，“七年级的时候，数学老师说我数学很好，那个老师我贼喜欢，是真的很喜欢，但他突然就结婚了，然后就走了。都快气死我了，好烦，那时我成绩还好的，后来就越来越不好了。被别的老师教了之后，搞得就不想学了，他好烦，什么都要管。”亦菲的经历在我们访谈过的孩子中也很普遍，很多“坏孩子”一开始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不学习或不够聪明、学不好，相反，基本上每一个孩子都有过至少在一门科目上特别出色、被老师看好、自己也想好好学的阶段。但是出于换老师或者转学的原因，连接一旦断裂，他的学习兴趣和学习成绩都会受到特别大的冲击。
低升学率与低期待
当他们到初二、初三的时候，大多数同学都已经意识到上高中很难了，因为本来在广州作为非户籍生考上公办普高的门槛就比户籍生要高很多。
我们在他们初二时对安逸进行访谈时问她想象的毕业出路，她说了几种，但是里面没有高中。我们的访谈员就问他：“那有没有想过你可能会上高中？”她说她在初二的时候就已经觉得自己成绩不好，分数达不到，在这里是考不到高中的。回家也不一定考得到，因为老家也有很多人来这里读，也都在这里考，回老家压力也很大，因为老家也没有多少初中学校。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这所学校采取的分班和分层的策略进一步使这些成绩靠后的同学们感受到升学的希望很渺茫。比如莉莉，她在初三的时候被分进了非中考班，当我问她学校对不同的学生会不会有不同的期待和要求的时候，她很直接地说：“当然会，隔壁班就是让他们考上好点的高中，我们班别搞事就行了。”
同样在2021年我们访谈21届初三生的时候，那一届学校进行了一些改革，不再区分中考班和非中考班了，取而代之的是采取“分层教学”——所有的课都会按照学生水平来进行分层指导，然而很夸张的是连体育课都进行了分层。老师的说法是按照体能好和体能不好来进行分组训练，但实际上就是按照成绩好坏进行分组。
在这种情况之下，大家可以感受到我们的几位主角，如果学生的成绩在初二、初三的时候不太好，学校里基本上就很难获得认同感。所以到初二、初三的时候，这些成绩不太好的孩子就开始“混日子”，这种情况已经成为了这所学校里的主流。依据上述分析来看，从孩子的角度来看，他们这种“混日子”其实是一种理性的自我保护和应对的策略，可以缓解在这种结构性压迫之下的剥夺感。
课外“找乐子”
当这些孩子在学校里总是觉得很无聊，得不到认可和成就感的时候，他们自然就会向外去寻找在学校体制中所欠缺的东西。
我们追踪的这五个孩子都是“课外找乐子”的专家，在小学阶段，他们的活动范围主要还是学校附近商业园区中的小吃店、服装店、篮球场，或者他们生活的城中村里的奶茶店、夜宵店，还有许才——也是这个圈子中的一位成员——他家开的洗衣店。洗衣店里面有几张麻将桌，他们就经常聚集在这个同学家里去玩儿。
随着他们年龄长大，认识了越来越多的人，他们的活动范围也开始扩大，会去麻将馆、美甲店、纹身店，去桌球馆、KTV、酒吧等等。我们问他们为什么会去尝试去这些地方，他们说：“主要是觉得很新奇，想去尝试那些没有尝试过的东西。”他们在这些场域当中的感觉和在学校是截然不同的：学校是无聊的，没有什么生气的；而在这些地方是新奇的、刺激的、快乐的、好玩儿的。
稀缺的家庭陪伴
当他们这些活动越来越多的时候，家庭也是有介入过的。但他们的家长大多数是做保安、保洁、司机，还有自己开店的，共通点就是工作都特别忙，家长能够陪伴和照顾孩子的时间会比较少，当他们尝试管教之后还管不住，很多时候就没办法了。
安逸说：“小时候基本上都是我一个人在家，因为他们要上班，我就一个人在家里玩儿，有时候我妈接我到她上班的饭店，我就坐在那里玩手机。”在这样的状态之下，家长对于孩子的变化是后知后觉的。
安逸说：“之前晚回家的时候很恐怖，回家就被骂，现在没有了，因为我经常不回，她就不骂了，但会打电话，然后现在电话也很少打。”
孩子们的圈子也是在这种不断一起结伴出去玩的过程当中逐渐形成的。
比如高恒和阿光都是在打游戏，就是在学校里打游戏的圈子中结识的；亦菲、安逸和莉莉是小学的时候开始一起出去买夜宵，偶尔还在上课的时候逃课，翻墙出来去逛街，在这样的活动当中慢慢形成了紧密的关系。
他们在有共同的需求，并且共同去探索的过程当中，形成了一个非常紧密而且稳定的核心朋友圈，而且在这个基础之上，他们还有一个更加丰富和多样的外延群体，比如高恒、阿光两个男生，他们去酒吧有酒吧的圈子，打篮球有打篮球的圈子，玩王者有玩王者的圈子，打麻将有打麻将的圈子，去KTV有去KTV的圈子……往往也是因为这些外延圈子和核心圈子的互相作用之下慢慢地拓展了他们参与活动的范围。
彰显自我的消费文化
除了前面这种娱乐性的消费之外，更重要的是彰显自我的符号消费。比如亦菲纹身，就是在刷快手的时候看见别人纹身，觉得人家好潮，想去尝试一下。第一次纹身是跟她的男朋友高恒一起去做的情侣纹身。
在他们眼中，手机也是一种符号消费。当看到高恒换了新手机时，许才就在念叨：“那我一定要换个iPhone13，我今年不买鞋了，我攒钱买手机”。当我们问他们为什么要买这些东西，孩子们的理由也很直接——有面子。他们跟Woronov那本书里面写到的那个年代的上海职校学生——很多是为自己能买到廉价的产品感到沾沾自喜，而他们是截然相反的，他们觉得“我”就是要花价钱买真货，让别人都看得起“我”。
打工赚钱
因此他们的娱乐符号消费都需要非常大的花销，而以他们家庭的经济条件是无法支撑这样的消费水平的。
因此他们从初二开始就出去赚钱：最开始是在商业街打日工发传单，也有在餐饮店端盘子，还有去酒吧当气氛组的——气氛组就是酒吧会雇一些年轻的女孩子，在晚上把蹦迪的气氛带起来。
我们问到他们当时是怎么了解到有这样的工作，说是之前遇到了酒吧气氛组的主管，就介绍她去做了这些工作。他们从事的很多工作在成年人看来都是相当危险的，酒吧气氛组往往要（工作）一整个晚上，或是上半夜、下半夜，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小圈子就发挥了很重要的互相保护和自我保护的作用。
他们有一个很基本、并且牢不可破的原则——晚上出去一定是三个人一起，至少要两个人一起。绝对不会让任何一个同伴落单，值班也会一起值，哪怕是只排上一个人的班，另外两个人也会在门口等着她，最后再一起回去。
在成人大多数时候缺位的情况下，他们是靠着互相的支持在自我保护和互相照顾。
电商创业
初三的时候，恰好遇到了疫情。
他们都在家里，有几个月的时间没有上学，虽然没法出去玩儿了，但他们很快就发现了新的商机——电商。亦菲最先做过两三个月的微商，那个时候她在微信上看到别人发布关于微商群的朋友圈，就扫码进去看，之后她就一个一个尝试，卖过各种各样的东西，大多都没有赚过钱。后来亦菲拉着高恒一起做微商。在跟着亦菲发了各种微商朋友圈之后，有一个女孩在做电子烟的生意，问高恒做不做，于是高恒也开始做电子烟的生意。他们的初衷其实很简单，就是想要赚钱，赚了钱就可以逛街、吃饭、买东西。之后安逸也加入进来，高恒又拉了阿光一起，整个朋友圈子后来都参与到了他们创业的尝试里。这个事一直持续到学校复课之后，他们被抓回学校，节奏才慢下来。
走向不稳定阶层
他们这种实践很大程度上影响和塑造了他们对自己未来的想象。当我们问他们希望五年以后自己在做什么时，高恒就说：“我22岁的时候希望能操控好几家店铺的运营，就是这种网上的店铺。打工好累，客服运营也比较适合我。”亦菲说并没有跟父母聊过，但是她妈妈是做美容的，她也想做美容，这不是出于觉得学美容简单，而是因为她觉得这个行业以后应该也能有所发展，“我不知道十年以后这个行业还发不发达，我只能说，因为现在不是有很多网红吗，所有人都整成了一张网红脸，都是高鼻梁，丰满的唇，我就感觉这个行业可能可以走下去。”
当他们在谈论自己未来的时候，我也发现一个共同点：他们一方面意识到通过所谓传统的知识改变命运的希望是不大的，但他们也无法接受像父辈一样，做保安、保洁或者进工厂打工这种传统的底层体力劳动职业，他们会觉得累，觉得太无聊。他们对未来的想象，很大程度上就是基于他们所接触的娱乐和消费的行业。
很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中，他们虽然放弃了通过学校考学的期望，但是并没有产生传统的反学校文化，并没有产生很清晰的对体制的洞察或者说对学校所代表的这种阶层秩序的反抗。
这几位同学对大学其实都是很向往的，自己也希望如果能上大学也想去读，但是他们接受了自己可能在主流的学校体制里很难有上升的机会，然而他们也没有像威利斯的那些小子们那样看不起那些好好学习的同学。
成为被排斥的“坏孩子”
但是相反的，我们看到学校对于他们是越来越排斥的。
我们访谈了这所学校的一位主任，后来也成为了这所学校的副校长。当我们问起学校学生状况的时候，她就说：“我们中途招了个别孩子，然后带进来很多不良的习性，让我们老师也觉得非常不可控……所以我们觉得我们现在也遇上这样一个很大的问题，有很多孩子都不是那么好学，就这样玩儿手机，或者去那些夜场……存在着这些自暴自弃的情况。”虽然她当时没有直接点名，但她所指的主要就是我们追踪的这两个所谓坏孩子圈子的同学们。
当老师们看到他们纹身、染了头发、做了美甲，出入酒吧这样的场所的时候，学校对他们的态度和管制方式是具有强烈排斥性的。
对“坏孩子”的区别对待和排斥
我们访谈的同学都会提到，学校明显对成绩好和成绩差的学生在纪律管束上是有区别的，这是亦菲分享的一个具体的故事：
她在七年级的时候和一个同学一起走，那个同学的姐姐是重点班的学生。那天她校服湿了，就穿了带有重点班姐姐校卡的校服。跑下来的时候，恰好被主任给抓住了，然后主任就质问亦菲为什么不穿校服，已经做出这个动作要扣分了，但是他又看了一下她的校卡，说：“你一班的，赶紧回去换。”这让他们感觉是有区别的，他们主要抓成绩差的（学生的）纪律，如果是成绩差的学生，一旦违纪就会受到格外严厉的惩罚，而成绩好的学生是能够获得豁免。
他们感觉到的不公平对待并不是空穴来风。阿光在初三的时候，有一次他放学的时候跟我们的调研员一起约了去附近的篮球场见面聊天。但是恰好那天在篮球场发生了一起打架事件，阿光当时并没有参与，但因为当时有老师看到阿光在篮球场附近，主任就认定阿光是打架事件的肇事者，当天就打电话去他家里说要处分他，还找到他家里去和他爸爸谈，说你这孩子我们教不了。虽然官方没有直接说是开除，但事实上就是把他开除了，要他爸爸带他去办退学手续。
打架事件发生的第二天，主任打电话过来问阿光这个事儿，阿光说：“不是我打的，我打他干嘛？我真的就是去打球的，真的，我打球的不骗你。”主任说：“现在问题是昨天打球的时间，为什么你们在同一个站下车，你怎么就刚好在那儿？你也是同一个站，你也在篮球场，就真的那么巧？”
可以看到，主任其实已经有非常强的预设。因为阿光和其他几位核心受访者一样，都是长期被挂在这所学校的公告栏上，所以很多时候学校如果出了什么事，他们只要稍微沾点边，老师就会认为一定是他们干的。处分就会像滚雪球一样恶性循环。其实当时我们都非常着急，都在帮阿光想办法要怎么跟主任去澄清这件事情、说明真实的情况。但是阿光反而不在乎，他说反正他们就是这样子，也不愿意去跟主任解释，无论是主任说他或者要开除他，他既不争辩也懒得争取。他接受，因为他意识到争辩是没有用的。
阿光被开除后，借助他非常强大的同辈圈子，很快就给自己找到了另外一所价格更加便宜的打工子弟学校“挂着”，后来他也没有真正去上课，只要拿到毕业证。这个也凸显了他们怎么动用自己朋辈圈子的社会资源，解决在他们的位置所必须要面对的各种各样的问题。
这个故事总结概括一下就是，他们在校内基于成绩与户籍的升学制度，以及市场化的民办打工子弟教育的机制之下，他们所经历的无聊的应试课堂、流水线的教师及师生关系、普遍的升学率、以及很严苛的基于成绩的分班分层制度，都在不断地催生着这种普遍的校内“混日子”的文化。
另一方面，大城市蓬勃的消费社会、迅速发展的互联网经济，都为他们提供了很多不仅是娱乐的机会，还有彰显自我的符号消费的机会，也提供了就业和创业的机会。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从一开始“找乐子”到后面非常积极主动和有创造性的进行社会实践，也是在传统教育体制之外再找出路。
只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离学校所期望的那种传统的、好好学习的孩子越来越远。他们的圈子里是有自己的一套非常清晰的是非、道德的观念原则，还有一些自我保护的机制。
他们的这种文化实践是不被强筛选性的应试教育体制的学校管理机制所接受的，所以他们一旦开始向外探索，学校的区别对待和排斥性的机制就开始把他们推得离学校越来越远，最终给他们贴上“坏孩子”的标签，甚至把他们开除出去。
故事二：在农田与厨房里劳作的乡村学校D班差生
这个案例来自于我当时在云南一个贫困县的乡镇学校内所做的田野观察。
这所学校是西部相当典型的一所乡中心学校，学校教学楼是国家前几年才拨款重新修过的。但非常讽刺的是，校长说上面只给他们拨款修楼的钱，没有给修操场和铺路的钱，所以这个崭新的教学楼是建在这种沙石地上面的。操场大部分是碎石头，很多地方都还是泥地和泥路，是完全没有经过铺设的。
这所学校周围群山环绕，有小部分的学生是住在学校门外的街道附近，但是绝大多数学生都是散落在周边山区的山村里面，（一般是）住校并且每个星期只回家一次。这所学校跟我们前面所说的打工子弟学校有个很强的共同点，就是它的分班和分层机制，以及它的升学率都非常低。虽然老师的群体不一样，但是状态也都有很相似的地方。
尤其是在我做调研的那一年，他们对初一年级八个班级进行了四个层级的分级，其中A班是全年级排名的前60名，B班是第60名到大概130名左右——70多个学生；后面还有四个平行班，即C班——所谓的普通班，成绩（排名）中后的那一群学生是随机打散分成四五个班；最后全校年级（排名）最后的70多名学生集中在了他们所称为的D班，也就是学校所谓的“素质教育实验班”。
学校官方的说法是：“因为这些学生的学业基础太差，一方面我们需要进行分层教学，另一方面他们上普高的机会可能也确实非常低，这样可以给他们实施更多的、更加创新的素质教育。”但是实际上这所学校和绝大多数乡村学校一样，师资非常紧缺，老师老龄化也比较严重：要么是年纪比较大的老师，要么是大学还没有毕业就来实习的老师，所以老师即使知道学生的数学水平可能只有小学二、三年级的水平，但还是按部就班地讲初一的内容，只是放慢了速度，减少了讲的内容。
另一方面是，虽然学校不允许在任何公开的场合说实验班是差班，甚至包括在学生的面前都不断强调这是我们的实验班，但是实际上老师们私下的态度都是非常明显的。很多老师知道我在这个班听课就会说：“你不是研究学习的吗？你去那个班能研究什么学习？那个班的学生都不学习，他们都是学不好的学生。”也有很多老师悄悄过来跟我说：“这个班是没有办法的了。”而这个班恰恰集中了这所学校里面最多的留守儿童，有一部分显然是有学习障碍或者认知障碍的、甚至是有一定残障的孩子，但更多的是来源于家里条件最差、兄弟姐妹数量最多的那些孩子。所以我后面要分享的就是这些同学，因为这个班的同学在课外其实也同样有非常丰富的劳作，但是因为跟前面提到的广州打工子弟学校的同学相比，他们所处的社会环境不同，所以他们从事的社会和文化的实践内容也不同。
这个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个C班成绩靠后、随时有可能被排进D班的同学。她有个哥哥，还有一个弟弟。
当地的留守率非常高，因为当地经济落后，就业机会太少，所以大多数成年人都选择外出打工，而她父母都留在了这个村里，这在当地是比较少见的。她的父母主要是依靠种植蔬菜和到附近的镇上卖（菜）来营生。我和她回家恰好是在快放寒假的时候。当时他们在房子后山上的坡地种土豆，他们家有十几个人都在那儿种，除了有她的父母、一位婶婶，其余七八个都是孩子，最小的七八岁，还在上小学，大一点的和她差不多，上初一、初二。
她白天跟着父母在田地里面劳作，四五点的时候她妈妈就把她和另外两个女孩子喊过来让回去做饭。田里干活的十多个都是亲戚家的孩子和大人，是过来他们家帮忙的，那么他们家就得负责准备好帮忙的人的晚饭。于是这个任务就被交到这三个女孩子身上。
我跟踪的那个女孩子是三个女孩子里年纪最大的，也是这家的女儿，就带着这两个——一个八岁、一个九岁的表妹，开始在家里张罗着做饭。开始是先削土豆，然后收拾锅碗瓢盆，最复杂的一项工作是她妈妈给了她们大词典大小的一块猪肉，上面还连着猪皮，“我们今晚人多，你们把这块肉给搞一下，然后晚上我们把这块肉炒了来吃”。当时我非常惊讶，我大概知道这个肉要怎么处理：需要先处理猪皮——在他们当地一般是用火烧，烧完之后要去毛，再轻轻洗干净。这是一个相当复杂的工序，一般是家里的成年人负责。这也是我第一次看到几个小孩儿被安排来做这件事，她们也跟我说，虽然以前跟着大人一起做过，但从来没有自己做过。
意外的是，她们三个人对此似乎也并不像我一样感到惊讶，就是觉得爸妈交给我做了，那我就去做。
她一开始是在模仿她们见过的大人是怎么做的：先把火生起来，然后用手拿着这块肉在上面烤——我看着很紧张，因为那个火苗随时都有可能会烧到她自己的手，但是她操作起来看上去非常熟练——刚一开始这个肉有一个角已经烧糊了，另外一边还是硬的，毛还在上面一直都烧不到；后来她就换了别的方法，用火钳把已经烧红了的煤块拿出来，直接在肉上面烫，或者直接拿烧热的火钳来烫，之后又把肉放在水里面洗，洗完了就用刮土豆的刮子刮它。基本试了我所见过的当地处理猪肉的大部分的方法，但还是做不好。
那时候天已经快黑了，几个孩子也非常着急，很担心吃不上饭，“他们那边种地都快要回来了，他们回来要吃不上饭肯定要说我们”，然后他们就开始想一些非常有创意的办法——最后他们用相较于土豆刮子摩擦力会更大一些的钢丝球来刷这块肉，刷了十多分钟，勉强把这个肉给处理好了。
用钢丝球的方法就是非常有创造性的一点，毕竟谁会用钢丝球来刷肉呢？但是她们又觉得既然钢丝球能刷碗，为什么就不能用来刷肉呢？我今天之所以会专门拿这个例子出来讲，是因为我觉得可能大家认为的农作就是干农活，那从这个例子我们能看到他们在这个过程中动用了非常多的生活经验，以及他们的主动性和责任感。
另外一个就是这不仅仅是我们所描述的农耕社会里的传统学习样态，虽然主要是基于观察和模仿得来的策略，但是当遇到新的问题时，她们其实是在不断地尝试用新的方法解决这些问题，尝试用一些一般用来解决其他问题的工具，将它运用到现在新的场景里面。
其实这和这个女孩平时在学校里的表现是截然相反的：尤其是数学，令她自己非常头疼的一个学科，甚至连数学作业都不想带回家。她看着数学题就会说这题我不会，哪怕她知道相关的概念，只需要想一想就会想到的，但她在学校里并没有这种主动解决问题的意识。但是当她在家庭这个环境里时，就有非常强的领导力和合作能力，还有创造性地解决问题的能力。
我们看到很多农村的孩子在参与家庭劳作的过程当中，都有过类似的积累和展现，但是这些东西在学校里是得不到承认的。我感觉到非常可悲的一点就是，现在的农村家庭，家长和孩子自身甚至都不愿意去认可这种学习经历的价值。比如我当时访谈的另一位同学也是在家里干各种各样的农活，他有一天在家里说：“我会这些我特别骄傲，我会种土豆，城里的孩子是不会的。”但是他妈妈就站出来说：“这些有什么好骄傲的，你成绩给我搞上去考好，那以后我才佩服你、我才为你骄傲……你再怎么会种土豆，以后还不是吃土，也是一辈子吃苦的命。”
其实在乡村社会里，不仅仅是学校不承认在所谓的边缘空间里学习的价值，而且由于我们社会所存在的分层和地位差异体系，导致我们身处其中的这些家庭，还有孩子自己也会认可了主流的这一套价值判断方式，从而不再去关注自己经历过程中的价值和闪光点。那么那些少部分说“我认识山上每一棵树，我知道怎么捉蚯蚓玩儿，我知道怎么种土豆”为自己这些能力感到骄傲的孩子，往往也会不断地遭受到身边成年人的打击和否认，会说这些东西没有意义、没有价值。
当然这个背后是非常现实的，因为我们从中看到他们学会的这些知识技能的经济价值确实不是很大，相比于我们前面讲到的打工子弟学校里（的学生）通过卖电子烟还有可能会发家致富，但是可能很难再靠这种传统耕作的手艺去获得比较好的生计。
这也是我们这些关注底层青少年群体教育的学者和实践者所需要思考的问题，虽然他们这些能力得不到承认，可能很难直接进行经济上的转化，但是这些都是扎扎实实的、非常鲜活的学习经历，以及他们所积累起来的能力和素养。
那我们能够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把这些在主流体系里不被认可的东西转化为成长的机会和改变的机会，在这种边缘空间里创造更多新的教育可能性和更公平的社会可能性，这是我最后留给大家一起去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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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草公益联合发起人、理事长，哈佛教育学院院长特聘博士后。曾先后获得哈佛大学文理学院、哈佛教育学院（教育专业）博士，哈佛大学心理学系学士。主要研究领域为教育公平、农村教育、青少年亚文化。著作见于Harvard Educational Review, Nature Human Behavior, 《流动儿童蓝皮书》等。
评议人
凌旻华
社会文化人类学者，耶鲁大学人类学博士，2013年加入香港中文大学担任中国研究中心助理教授，现为副教授并担任副主任。研究以移民和城市化对社会文化及生态环境的影响为主。研究以深入的民族志研究为基础，探索个人与社区如何在宏大的政治与社会经济力量下体验、塑造和理解各种形式的流动性与现代性。专著《难以安放的一代：上海打工子女边缘成长记》是首部关于中国打工子女从学校走向劳动力市场的深度纵向研究，揭示了日常实践中的包容与排斥及其暗含的城市治理政治。目前正进行第二本专著的研究，从饮食文化和卫生角度探究中国农村在经历了数十年大规模劳动移民和国家主导城市化进程后的社会生态转型。
主持人
曾毓坤
芝加哥大学人类学系博士候选人，《结绳志》主创之一。长期关注教育、语言、宗教、劳工、流动人口、价值理论、和公共知识生产等议题。曾获芝加哥大学艺术中心“艺术、科学、文化研究生合作基金”、“中国人类学研究生论文田野调查奖助金”、“Wenner-Gren 基金会田野奖学金”。
